烟草中的尼古丁具有兴奋作用，在高度紧张的战场环境下，香烟是能够舒缓军人情绪、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补给，国民党军在中国近代抗战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当时国军军中也流行着不少香烟品牌，有些还能在当下寻找到足迹，还有一些则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只留下让人念念不忘的回忆。
手中的香烟各有千秋
许多抗日影视剧作品中，都能听到“三炮台”这个名字，《亮剑》中国军师长楚云飞便对其情有独钟。
不过，在那个总体物质条件并不算富足的年代，“三炮台”可不是普通士兵能消费得起的，是专门给那些穿官服、有银子的人抽的，这些“上流社会”形成的抽烟习惯，都不得不提到那家名为英美烟草的公司。
1881年美国烟草大王詹姆斯·杜克听闻美国第一个卷烟机问世后，所询问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地图，那时的中国有4.3亿人口，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。
展开剩余90%短短7年后，他就带着美国烟草公司进入中国，在清政府无力对抗的情况下迅速打开市场，经历了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的“烟草战”后，杜克成立了英美烟公司，彻底开始了烟草扩张之路。
这家公司在中国烟草业中始终处于垄断地位，即便到了民国，洋人的影响力并未减弱，英美烟公司推出的产品也始终受到欢迎，那些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军将领最爱的品牌。
最出名的，莫过于“三炮台”、“老刀”、“哈德门”。
1924年，英美烟公司的营销来到了新的高度，他们甚至在天津开了一家名为“三炮台”的电影院，还特意请来各类名流捧场，黎元洪带着全家人都亲赴现场，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营销手段瞬间让“三炮台”在达官显贵心中占据了分量。
每包“三炮台”中还会附赠一张小烟标，上面印着中国人熟知的水浒传一百零八将、三国志人物画像等，还把不少烟民都变成了收藏爱好者。
那个年头，还有很多国军高层将领认准了这几款英美烟公司出品的香烟品牌，是因为这些牌子是洋货。
普通军官、士兵也对“三炮台”情有独钟，关键就在于这种香烟的味道要比普通香烟浓烈很多，一般的吸烟者有可能吸食一口都会被呛到，民间对这款香烟的反响一般。
可对于要行军打仗的军人来说，吸烟不仅是一种消遣，还具有缓解压力的作用，因而军队内部香烟还成为硬通货。
抽洋货、用洋货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，使得军阀和财阀对其趋之若鹜，期间虽有民族资本所创立的南洋烟草公司，但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单方面调高烟税，使得抗战前夕公司就陷入困境，宋子文则以低价收购了南洋烟草股份20万股。
而到了抗战阶段，很多国民党将领因习惯了过去的口感，对“三炮台”还是情有独钟，类似的还有“老刀”、“哈德门”。
“老刀”早在1891年就开始在中国销售，存续年龄比“三炮台”更久，这个品牌源于英国，最初名称其实是“海盗”，不过是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才放下了端起的架子，选择了这么一个本土化的翻译名称。
“老刀”在抗战中也经常出现在一些国军将领的桌上，不过它的市场占有率在同时期还是要远远少于“三炮台”。
“哈德门”同样名噪一时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：帝国主义在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，一个英军头目名字就叫“哈德”，这支侵略部队攻打了北京崇文门，帝国主义为了奖励哈德，就把崇文门改叫为“哈德门”。
不久后，“哈德门”就跟“老刀”、“品海”等香烟品牌一同运输到中国。
对于这些国军将领而言，抗战期间的烟草供应也有限，每个人的口味也各有不同，最起码在“老刀”、“三炮台”、“哈德门”中总能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口感。
要是说更为高端和稀有的品牌，就不得不提到“仙女”了。
这款香烟的流行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，主要起源于上海、天津这样的大城市，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，冒出来几位号称“新时代女性”的女人，在英美烟草公司的推动下，不少“代言人”身着旗袍、看书、喝咖啡、拉琴，指尖还夹着一支“仙女”。
当时大多品牌香烟的包装都比较简陋，英美烟公司就特意推出了这种色彩斑斓的盒子，一下就提高了档次。
同时期的巨星阮玲玉、胡蝶等都曾为这款香烟做过宣传，使得“仙女”一下就和“优雅女人”挂钩，后来这款香烟就成为了“高档”的代名词，因此在抗战期间还经常有国军将领的口袋里放着这款香烟，只不过比较少见。
和“三炮台”那样劲大的香烟还有“骆驼”。
一次，宋美龄在接受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女记者采访后，双方在一家餐厅吃饭，宋美龄就从包中掏出了一包骆驼香烟询问对方是否抽烟，对方表示不抽，随后宋美龄就点燃了一根独自抽起来了。
女记者见状后又说：“其实我是抽烟的，但看到墙上‘请勿吸烟’的标语后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”
宋美龄却说：“那是写给老百姓看的。”
还有一张民国时期的照片显示：国军司令官李弥正在指挥所里吃着六菜一汤，桌上还扔着一包“骆驼”。
这也足以见得国军将领对这款香烟的喜爱。
前线士兵也需要香烟
香烟对于正在战争状态下的战士是极为重要的，国军那些高层将领抽的香烟比较好，但基层官兵也需要香烟来缓解压力。
国民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个要素，并把香烟供给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办。
但那个年代香烟是紧俏的，吸烟的人数在增加，但战时状态能维持正常运转的烟草比较少，香烟的供给并不能保证每一位前线烟民的“吸烟自由”，香烟就这么作为一种“硬通货”在军队内部流通。
受到供应环节的影响，国军前线士兵收到的香烟种类五花八门，通常是直接按根数来发的，那种一条、一包的情况都不太常见，士兵们抽到的通常是“哈德门”，还有就是“大前门”。
“大前门”其实还是洋货，依然属于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，这其实也是历史的无奈，体量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就这么被外国资本垄断，好不容易才冒出头的民族资本企业却被国民党自己弄的濒临倒闭，也就不奇怪军队烟草供应中四处都是洋货的影子了。
英美烟公司最初是非常傲慢的，毫不避讳地取了“海盗”、“哈德门”这样的名字，随着中国国内民族意识的觉醒，许多消费者都自发抵制外来商品，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国民党高层形成鲜明对比。
但英美烟毕竟是一家企业，它需要的是不断适应市场环境，销量下滑的事情他们无法接受，便盘算着如何生产一个具有“本土特色”的卷烟品牌，“大前门”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。
大前门其实就是北京的正阳门，为了让消费者感觉到“大前门”就是中国香烟，烟标上还是正阳门的图像。
英美烟公司为了更好的体现这款香烟的独特性，并在原本名字前后加上了“GRANDE”这个单词，慢慢就形成了“大前门”的叫法；后来更加贴合中国文化的“颐中烟草公司”成立后，很多消费者还以为这家公司是中国公司。
抗战期间很多前线士兵拿到的香烟都是“大杂烩”，里面会包含多种香烟，具体能抽到哪一种，还得看部队得到了何种供应。
烟草，也见证了很多历史的瞬间。
南京保卫战之前，唐生智就向蒋介石保证“临危不乱，没有统帅命令绝不撤退”，蒋介石相信了他，在积极备战南京的同时还把首都迁往重庆，即便当时的唐生智看起来态度极为强硬，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确实有限。
12月5日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后，唐生智却经常待在家里，每几分钟就用热毛巾擦脸保持清醒，他的桌上就放着不少“三炮台”。
听到外面的消息不断传来，唐生智更是一根接着一根抽，局势也愈发危急。
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遍布大片神州土地，很多烟厂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，不少香烟的供给都出现问题；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后，日本人就接管了颐中烟草公司及其工厂，“大前门”一度停产了四年，待到英美烟拿回工厂的时候，已经是4年过去了。
颐中烟草公司被占领的同一年，同样是由英美烟公司在沈阳创立的启东烟草公司也被日寇接管，后来还被更名为“满洲烟草株式会社”，这家分公司同样命途多舛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英美烟公司拿回。
1941年后，新四军在遭遇围堵时考虑到经费不足、粮草短缺、各种物资供应不及时的现状，由张云逸牵头办了一家烟厂，就近采用淮南附近的烟叶，一句“质量是商品生命”的提醒下，战士们从多个角度想办法，还冒着巨大风险组建了一支运输队伍，这便是“飞马”牌的起源。
“飞马”依靠上乘质量冲出新四军驻地抵达东部沿海各大城市后，就连香烟销售商们都震惊不已。
当时的香烟产品还是被英美烟公司牢牢控制，“飞马”可谓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，很快火遍了大江南北，每天前来订货的供应商不计其数，新四军也靠着这种办法回笼了资金。
因此，在抗战的末期，还有不少国民党士兵抽到了“飞马”这款香烟，当时这款香烟的总销量只少于“大前门”，因此还有不少国军习惯了这种口感后就很难适应其他品牌了。
建国前夕，一位公安人员还靠着一枚“飞马”的烟头抓住了一个大特务，推断过程便是：此类香烟价格昂贵，一般只在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销售，北方很少见，平民是买不起的。
艰苦的抗战年间，前线拼死拼活的战士们就连吸烟都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，足以见得当时的不易。
参考资料
1.哈德门香烟 中国商业老海报
2.中国烟草的红色记忆——马背上的随军烟厂．国家烟草专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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